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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五老”吃了一顿火锅,却改变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命运

2018-01-23 08:31:54  来源:  作者:栾絮洁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工商业者,并请大家吃了顿火锅,这就是后来常被说起的“五老火锅宴”。这顿火锅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很重要的一次宴请。吃的是极普通的北京涮羊肉,可这顿饭吃得并不平常,它对中国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意义深远,那热腾腾的喷香气息,迄今犹在……
首先,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五老”。他们都曾是中国工商界巨子,在民族工商业中名声显赫,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们是:

胡厥文

时年84岁,曾是上海机械大王,民建发起人之一,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临时小组负责人。

胡子昂

时年82岁,曾是钢铁大王,民建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荣毅仁

时年63岁,曾有“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和“红色资本家”之称,民建第一、二、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周叔弢

时年88岁,原“天津水泥大王”,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工商联负责人。

古耕虞

时年74岁,原“四川猪鬃大王”,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时任全国政协常委。

 

 背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邓小平就在考虑调动更多的积极性,团结更多的人,一心一意为实现党的经济建设目标而奋斗。尤其是一直靠边站的原工商业者,他们海内外联系广泛,有丰富的经商办实业经验,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要好好地利用起来。是时,恰好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聚集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个名单,共有5人,他们是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
        邓小平特意选择在福建厅会见“五老”,体现了邓小平很深的考虑。福建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大部分是从福建沿海出去的。邓小平以此暗示原工商业者充分发挥海外联系面广的特点,积极与外界沟通,内引外联,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当年邓小平与“五老”的会面和谈话,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不能忽略。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往来合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就是在邓小平与“五老”火锅宴后的第十一天,1月28日,农历的大年初一,邓小平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访问,这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深为感动。1月30日,农历大年初三,邓小平走进白宫,在卡特椭圆形办公室里,与总统先生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从而拉开了中美贸易的新纪元。

 

 经过

        1979年1月17日上午,五位老人早早来到会见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一月的北京还是典型的冬天,但隐约能嗅到春的气息。这天,福建厅的暖气烧得非常足,五位老人坐在那儿,喝着工作人员泡上的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小平同志的到来。
        小平同志准时来了。他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一一亲切握手。随同小平同志一起来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和纪登奎、陈慕华以及卢绪章。大家情绪高涨,笑意盈盈,向五位老人问好,握手拱拳。等坐定下来后,大家都看着正中的邓小平,等待他的讲话。


 

        邓小平也亲切地望着五位老人,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笑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位老人为“老同志”,使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信任。邓小平讲得简明扼要,铿锵有力。五位老人认真听着小平同志的介绍,除了胡厥文,四个人都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胡厥文耳背,由他带来的秘书作记录,他则看着邓小平,心中喜盈盈的。
        等介绍完会议情况,邓小平又抽了一根烟,等大家记录告一段落,然后面色慈祥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五老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查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工商界人士300多人。胡子昂告诉邓小平,在刚结束的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会议上,他说过,“当前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和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个人出力效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邓小平微笑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邓小平接着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针对海外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统战干部中不敢讲话和不能发挥专长的情况,胡子昂进言:“现在中宣部‘阎王殿’的帽子摘掉了,统战部‘投降主义’的帽子也应该摘掉。现在工商界还没有搞掉帽子,一些企业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坏、新生资产阶级不加区别地相提并论,这些问题不解决,他们心有余悸就难以消除顾虑。”
        古耕虞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补充。他说:“中美建交以来,我接到不少在美国的朋友来信。那里有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祖国投资,为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与资产阶级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首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的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有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邓小平听后干脆地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女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二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谈到具体工作,荣毅仁直言,现在外汇很有限,引进外资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确,要功利性大些,生产的产品要能换取外汇,出口创汇。只要生产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偿还能力。现在要搞好生产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另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机构多头,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荣毅仁喝口茶,说:“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
        荣毅仁还对引进外资问题提出建议,他说:“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
        荣毅仁讲完,邓小平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停顿一下,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
        谷牧插话说:“可能还要多一些。”
        邓小平接着说:“到那时,在偿还能力这个问题上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人都很聪明,千方百计选择快的来搞,不要头脑僵化,党中央对你们原工商业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
        邓小平看着荣毅仁抽口烟,接着刚才荣毅仁的具体询问,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福建厅里暖洋洋,大家谈兴甚浓,有很多话要向邓小平说,也想听到邓小平更多的指示。谈话一直进行到了12点钟,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工作人员很快就在福建厅的一角支起圆桌,共两桌。邓小平与五位老人一桌,其他随同人员一桌。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热气腾腾,气氛融洽。吃火锅时,邓小平与五位老人轻松谈笑,拉拉家常。小平同志喝了几盅白酒,还劝五位老人都喝一点,边吃边谈,其乐融融。
        五位老人中,古耕虞也是四川人,他事后一口四川话回忆这顿意义不同寻常的涮羊肉宴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是啊,在邓小平的关心和指示下,广大工商业者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舞台上神采焕发,献智出力。

 影响

         没有了资本家的包袱,以“五老”为代表的工商业者仿佛重新焕发了青春。针对小平同志希望原工商业者站出来办企业,“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观点,在这次会谈后不久,三家由原民族资本家领衔的公司先后成立,即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中国光大实业公司、由胡子昂任董事长的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信”和“光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化大公司。
        “一只火锅,一台大戏”,这次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史的“五老火锅宴”,不仅在当时生动地消融了大跃进和“文革”以来中国对个人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冰封,也使助推非公经济发展的伟大战略决策初露端倪,成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中国民营经济从此开始书写出辉煌的篇章。
        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和《宪法》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劳动者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国家保护。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和翌年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指出私营经济“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
        1997年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承认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创业一代民营企业家给予了更为准确的定位。
         2004年,“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
         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企业所得税法》保护了所有物权人的合法物权,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了同一条起跑线。
         2005年和2010年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和“新36条”),进一步推动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立,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从此,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进一步消除,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民营经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起,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成长壮大,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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