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前夕，荣毅仁在干什么？他说，1949年5月24日一整夜，全家人心惊胆战在楼下的夹道里躲了一夜。早晨，听人报信说，解放军进了城秩序“交关好”，荣毅仁便自己开车上街去转了一圈，果然是士兵们睡卧在街头，态度和善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大不同。回想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早上，他也是兴奋地开出私家车，扬着青天白日旗，和二哥一起上街庆祝，但这一回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他心里有期待更有忐忑。这共产党毕竟姓“共”，会如何收拾像他这样的大资本家？

荣氏企业的实力，在中国堪称“老大”,这块“肥肉”足够诱人。1946年，荣家老父荣德生被绑架，绑匪索赎金一百万美元，成为上海滩绑票第一案。蒋介石亲令破案，结果是军警内部人员与黑帮勾结所为，老爷子虽然捡回了性命，荣家付出的办案费和赏金却要六十万美元。

1948年蒋经国强令收缴黄金外汇，荣毅仁的堂兄荣鸿元买棉纱存了外汇，被关押并交给特种刑事法庭审理。荣家赶紧拿钱“捞人”，法庭庭长王震南与荣家频频谈判，当面开价，连司法部长的叔叔、看守所长、伙夫、门警全要打点。七十七天的关押后，人是放了，荣家支付现金加上用棉纱、面粉的账单抵付，统共花费了五十万美元。

荣毅仁自己身上也惹了一宗官司。那是一年多以前，他的茂新面粉厂代政府收购了三十万石小麦，并磨制成民用和军供两种面粉，经检验合格入库。但一年后，监察院突然说这些面粉中有霉变的劣质粉，甚至诬赖说国民党军东北失守都是被这些“霉变军粉”给害的。共产党军队兵临城下，法院加紧勒索巨款，声称庭审之日就可将荣毅仁当庭释放。无奈，荣家又送去黄金十大条、美金五千元。开庭日期定为1949年5月25日，上海眼看要解放，“开庭审案”泡了汤，你说荣毅仁开车上街的时候，能不庆幸吗？

但是，坊间传言四起，多数资本家都跑了，老爷子又孤身留在无锡音信全无，该怎么办？荣家企业都停了工，观望风头。几天后，荣毅仁突然收到上海军管会发来的一封请帖，请他于次日下午去中国银行四楼出席工商界座谈会。家人赶紧商量：“去开会要是扣人哪能办？”但是荣毅仁表示没有选择，必须去。

这天下午，外滩中银大楼门口挤满了“奥斯汀”、“雪佛兰”等上海滩最豪华的轿车，二百多位商界头面人物前来，见识共产党官员“登场亮相”。荣毅仁大为惊讶：贵为市长的陈毅，竟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布军装，脚穿线袜布鞋，和大街上睡觉的士兵没什么两样，这也太有失身份了吧。

结果，陈毅开口一句“上海工商界的朋友们”，就让听众放松了心情。陈毅轻松幽默，不念稿子不讲官话：“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啥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

荣毅仁说，陈毅讲了交关要紧的“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说人民政府会帮助大家尽快恢复生产。但是他眉毛一竖，又非常威严有力：“毛主席派我来上海，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是来改造这个旧城市，准备作斗争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在场的商界大佬们何曾见识过这等阵仗！说“五体投地”一点不夸张。之后请大家自由发言提问题，大家争先恐后的，气氛热闹万分。有的问原料和电力不足怎么办？工商界生活享受能否保持？甚至有人问：原来有小老婆的，是不是要离婚？陈毅在逐个回答问题之后，还专门回应了“小老婆”问题：“工商界的生活不会变。原有的妻妾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人民政府不过问这些家庭事务。”

荣毅仁回到家里，一屋子的亲戚朋友都在急切地等候他的消息。荣毅仁把外衣一脱，兴奋地大声说：“蛮好，蛮好！厂子里马上开始准备，明天就复工！”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逐渐萌生起来：能不能请这位市长大人来我们家吃餐饭呢？

这个邀请试探着发了出去，便在刚成立几天的上海市政府里惹起了一场争论，有人质疑：“去和资本家吃吃喝喝，立场是否有问题？”担心那里有陷阱，或者，干脆是拉中共干部下水的一场“鸿门宴”。

荣毅仁想在家宴请陈毅市长，这事祸福难料。他先是拉上刘靖基（也是纺织业荣、郭、刘三巨头之一），一起去找工商局长许涤新探口风：“知道共产党是很干净的，怕直接邀请会挨骂触霉头，侬帮我们传个话问问看。”他又悄悄去问副市长潘汉年：“格事体勿晓得阿可以？（这事不知可不可以？）”潘汉年说，“这倒要问问陈老总他自己。格能（这样）吧，我代你问问看。”

于是，在市委开会的时候，许涤新就给陈毅汇报说：“资本家上门来请我们吃饭了，荣毅仁的家能不能去？”陈毅要听听大家的意见。有人说：“刚学过二中全会公报，就到资本家家里去吃饭，外面传开来会讲我们政治上划不清界限。”更有人说：“这些大老板鬼名堂多得很，谁知道是不是一发‘糖衣炮弹’？”刘晓同意去，但说要等一阵子：“才解放，工人阶级对资本家一肚子气，我们去吃饭，怕资本家会借题发挥。”至于潘汉年和许涤新，倒都表示赞成。

陈毅说得很干脆：“我带头，你们谁敢去的跟我去。怕这怕那，怎么去做他们的工作？”要知道，陈毅跑去跟“对手”甚或是“敌手”吃饭，是有“前科”的：三年敌后游击战结束，陈毅刚刚下山，就应邀到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那里去吃饭，陪席的还有年纪轻轻、刚从苏联回来的“太子”蒋经国。那次陈毅在饭桌上很发了一点政治脾气，因为国民党对下山抗日的共产党一味地抹黑宣传。做统战工作，陈毅的水准可是一流的，堪与周恩来比肩。

荣家“鸿门宴”   堪称是一次“红门宴”

 

荣毅仁兴高采烈，开始筹办晚餐。因为刘靖基家房子小，地点就设在了荣毅仁自家新建的宅院里。他之前一直住在父亲荣德生的老洋房里，几个月前刚搬进这座两层楼的新洋房。他让人在院中大枫树下摆了一张大圆桌，又请了淮扬系的名厨“莫氏三兄弟”来掌勺，备了一桌丰盛而又清口的扬州菜。

猜猜谁来吃晚餐？除了许涤新、刘晓、夏衍、刘靖基、潘汉年夫妇，还有陈毅“拖家带口一大家子”——不仅有夫人张茜，还带着两个刚够着桌面的小儿子，这可是“出妻见子，阖第光临”的阵仗哦。只是他们的穿戴实在太土了点：一个儿子的裤腿太短吊在脚上，另一个是捡了哥哥的旧衣不合身；张茜是短发素颜，穿着一件半袖布军装，而堂堂的陈毅大市长，干脆摇着一把大蒲扇入席就座，引得荣家几个孩子都悄悄趴在楼上窗口“看稀奇”。

餐桌上说些什么？没有谈国事大局，也不谈荣氏的厂子，只是轻松聊天拉拉家常，问问老爷子（荣德生）在无锡身体可好？又说一说不久前工商界劳军，梅兰芳的演出如何精彩。待最后一道“蟹黄包子”上桌时，已是夜里十点了，许涤新笑言吃不下了，陈毅却绝不肯错过这一道淮扬经典美食（何况他在家有张茜看管，不能多吃荤腥，今天难得解馋一回）。

虽说是餐桌上谈笑风生，其实主客双方都明白，荣家的企业此刻与千百家上海企业一样，危在旦夕。荣毅仁当时确实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他虽然是“荣氏企业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因为各房兄弟早已分了家，一千万美元的巨额资金都已经被他们抽逃干净，连机器和纱锭都卖了，留给他的只有一堆烂账和巨债。那时的荣毅仁，屁股底下坐着两座火山，随时可能爆发，一个是“资金短缺”，另一个是“劳资纠纷”。

捱到了农历年关，荣毅仁的家突然被申新六厂的讨薪女工包围了，最后索性一拥而入“占领”了荣家的客厅，太太杨鉴清只能躲到楼上。女工们直奔厨房，切火腿的、煮大米的，大开“洋荤”……她们激愤地说：“老板不给阿拉饭吃，就到伊（他）屋里吃饭，拿不到工资就不走！”此时的荣毅仁心惊胆战，却不敢回家。他不知道妻子是否安全，也不知道此刻有谁能来帮他解围。荣家的豪宅成了讨薪女工的“战场”，惊慌失措的荣毅仁只能赶紧向副市长潘汉年求助。潘汉年安排他先去上海大厦住下来暂时“避风头”，一面向市委报告。陈毅接到报告很是恼火：“这么搞怎么行？”他召集市府有关部门和工会负责人来开会，明确指示：首先要说服工人们退出荣家，再由工会出面，劳资双方商讨解决的办法。

劳动局长、工会主席还有副市长一齐出面，轮番和女工们恳谈，终于让她们先撤出了荣家，并同意暂时减薪。还是共产党有本事“摆平”闹事工人啊，荣毅仁松了一口气。但是，工厂的困境远没有解除。市面上棉纱的价格一个多月就涨了四倍，投机商大量囤积，更要命的是原先纱厂百分之九十靠进口美棉，美蒋一封锁原料就断了，外销的产品堆满了码头也卖不出去，照这样下去工厂只有关门了。

危急中，荣毅仁常常亲自跑去工商局申请贷款，毕竟这是讨“救命钱”啊。中午他就在大食堂里排队吃饭，十分引人注目：“大老板也来这里排队买饭啦！”看来荣毅仁这个老板倒是能屈能伸，放得下身段。后来由华东财委曾山出面协调，银行终于拨了一笔低息贷款给荣毅仁暂渡难关。但是，原料来源又怎么解决？没有原棉供应，上海的纺织业就转不动了。

我曾采访当时的工商联女秘书长胡子婴，她跟我说了一件事：英国人当时通过私人渠道找上门来，表示可以由英国商船帮助将棉花运到上海，但有个条件，要由他们英国的军舰护航到吴淞口。她不免心动，跑去报告给陈毅，不料被一口回绝了。陈毅说：“他们过去攻打广州虎门，炮轰南京下关，现在要在我们的海域自由出入，这岂不是出让主权？这扇门绝对不能开！困难总有办法克服！”这条路被封死了，胡子婴多年后跟我说起这一段，还是很感慨：“新中国不能用主权和尊严去换取经济利益，陈老总给我上了一课！”

天无绝人之路。后来调动海外各方面资源想尽办法，结果原先从巴西、印度定的几百万斤棉花，辗转通过香港运来了，苏北的棉花也来了……荣毅仁渐渐觉得，他留在上海没有走，算是此生最正确的决定了。

今天再回首，1949年荣毅仁邀请陈毅的那次“鸿门宴”，堪称是一次“红门宴”。他自此便走入“红门”，一路与共产党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