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推进，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宗教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团体是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和发挥他们在宗教内部事务中的作用，努力建设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质领导班子。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支持宗教界搞好人才队伍建设。当前人才问题是宗教领域的突出问题。

　　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在1992年就曾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现在，宗教人才的质量、结构和新时代的客观需求不完全匹配，是各大宗教面临的共同挑战。

　　为什么培养宗教人才是关键

　　首先，宗教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宗教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这一论述直接指明了宗教工作的实质。群众工作的关键在于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紧密联系群众。中国的信教公民近2亿人，要做好这2亿人的群众工作，应有重点、有层次、有抓手。宗教人才是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中的骨干等宗教人才就是宗教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而在实践中，宗教工作也是这样开展的，都将领导干部联系宗教界人士作为一种统战工作机制。做好宗教人才的群众工作，是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方面。

　　其次，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主体是宗教人才。宗教必须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相适应，才能存续和发展。从宗教的产生看，制度性宗教一般都有创立者或起始者；从宗教的传播看，虔诚和有能力的传教人是宗教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宗教的革新看，各大宗教的每个重大历史节点通常都印刻着宗教改革者的创新。这些创始者、传教人和改革家，就是重要的宗教人才。在当代中国，宗教之所以从总体上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变化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宗教界自身主动调试、革新和发展的结果。宗教人才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宗教人才是衡量宗教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

　　最后，发挥宗教正面社会作用的关键也在宗教人才。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发挥其积极性、抑制其消极性是宗教工作的重心所在。宗教人才的作用发挥得好，宗教的社会作用往往都是正面的；而宗教人才如果出现问题，宗教的社会功能往往要大打折扣。纵观历史，每当在民族复兴、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关键点，总会涌现出一批引领广大信教群众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积极作为的爱国爱教的宗教人才。这些宗教人才既是宗教界的顶梁柱，也是国家的建设者。而当时代变迁、社会转型、矛盾凸显，宗教领域也并非世外桃源，宗教人才也并非“百毒不侵”。由于宗教人才特有的感召力，其好坏变化，影响重大。

　　应该培养怎样的宗教人才

　　第一，宗教人才的内涵表明了培养的主要对象。宗教人才一般而言是指有能力推动宗教自身发展并能适应和服务社会的宗教界教职人员和信众骨干。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人才的范畴比一般的宗教界人士范畴还要宽泛。宗教界人士一般而言是宗教人才，而宗教人才并不一定都是宗教界人士。宗教人才也包括宗教管理人才、宗教教育人才、信教群众中的宗教行家里手等，比如基督教平信徒、佛教居士、道教“老修行”中的能人。宗教人才的培养应恰当考虑培养的范围问题。

　　第二，宗教人才的标准决定着培养的重点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这四条标准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整体。政治上靠得住，指的是政治素质、政治方向，这是基础；宗教上有造诣，指的是宗教学识、宗教修持，这是核心；品德上能服众，指的是品德高下、信众威望，这是关键；关键时起作用，指的是审时度势、解决问题，这是检验。四条标准缺一不可，充分说明了宗教人才应是复合型人才：以德为先、以学为本、以能为要。有才无德、有德无才都不完备。同时，从更高层面来看，宗教人才实质上也是融合型人才：有才无德不是“真才”，有德无才不是“真德”。从宗教的修行境界讲，真正的高僧必然是大德，而真正的大德必然造诣高深。四条标准清晰地说明了宗教人才观应该是一种综合人才观、系统人才观和动态人才观。

　　第三，宗教人才的类型指出了培养的主要内容。所谓宗教人才，并不仅仅就推动宗教自身健康发展而言，更是指能够适应和服务社会，能够发挥宗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各类人才。从特点来看，有研究型人才、管理型人才；从层次看，有初级人才、中级人才和高级人才；从年龄看，有青年人才、中年人才和老年人才；从范围看，有教内人才、教外人才；从专业看，有国际交流人才、教际交流人才。各类人才的侧重点不一样，培养的内容应有所针对，有所差别。

　　如何培养宗教人才

　　首先，创新培养宗教人才的模式。当前宗教人才的培养模式正处在转型期，宗教界和宗教工作部门正在不断探索。一方面，采取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宗教人才的培养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师徒相授、口口相传，“手把手”的方式往往是宗教人才传统的培养模式。而现代化的培养模式也在逐渐形成过程中。比如各大宗教的院校式教育正不断发展和规范，教育理念不断提升，教育方案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不断扩展，教育方式不断创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如何取长补短、相互补充，是宗教教育现代化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另一方面，在渠道上，采取了教内和教外相结合的方式。很多宗教人才的培养运用了协同培养、联合培养的方式，把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与高校和政府部门合作，一定程度弥补了宗教界自身资源不足的缺陷。当前要充分研究宗教人才的成长规律，全面考虑宗教人才的家庭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处境、学修经历、思想历程等多种因素，尤其要总结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成长的共性影响因素。

　　其次，营造培养宗教人才的环境。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是培养宗教人才的前提。改善宗教人才培养的法治环境也是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连续颁布了各类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如新修订《宗教事务条例》《藏传佛教学衔授予办法（试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行）》等。各地方也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和地方性法规。此外，培养的体制环境和机制环境也尤为重要。宗教团体的民主管理制度有利于宗教人才的选拔、任用，宗教内外的监督评价机制对于宗教人才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也非常关键。不但需要发现人才、培训人才，也需要关爱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监督人才，形成人才培养的完整环路和动态流程。

　　最后，形成培养宗教人才的合力。宗教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要充分发挥宗教界自身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也需要党和国家、社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的关键之一在于宗教人才的培养，宗教人才问题不仅仅是宗教内部问题，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因素。应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待宗教人才的培养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培养出国家需要的宗教人才、社会需要的宗教人才，当然同时也是宗教界需要的宗教人才。完成国家人才、社会人才和宗教人才的一体化。这就需要从各方面凝聚力量、整合资源、积极协作，形成支持宗教人才培养的体系，使宗教院校培养和普通高校培训互补、宗教专业教育和公民通识教育互通、宗教修持和服务社会互动，避免宗教人才培养的封闭化、抽象化和同质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民族宗教教研室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